致广奈:一个成熟的作家,会有自己的修辞

2023-09-01 09:31:25     来源 : 《青年文学》

访谈者简介:

李 洱:当代作家,曾任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,现任教于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。


(资料图)

广 奈:青年编辑,华东师大首届创意写作专业研究生,曾获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。作品散见于《萌芽》《花城》等刊,长篇小说《收集者》待出版。

李洱答广奈五问

广 奈:李洱老师好!《导师死了》是您发表的第一部中篇小说,小说中书写了“疗养院”“教堂”“墓园”“澡堂”等空间,充满了死亡、忧郁的氛围。我在阅读的时候,很像在看一部哥特风格的电影,也会在脑海中想象这样的场景——“镶满白瓷片的教堂二楼的浴室”“盘旋的楼梯”,以及“穹顶上被水雾腐蚀的斑驳的壁画”。小说中的教堂,是您完全虚构出来的吗?还是参考了现实中某座建筑的布局?我们在写作时,如何能够将空间呈现出电影的画面感?

李 洱:《导师死了》的故事,发生于某个特殊时刻。一个翻译家注意到,每当提到那个时刻,我的句子会出现某种变化,似乎变得繁复,不再是具体的直陈,而是换作另一种表述。小说写于“九十年代来临的前一年”之后的第四年,市场经济时代正在来临。你知道,博尔赫斯在诗中用到过一个表述——“时间的缝隙”。时间变成了空间,时间被空间化了。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你的这种感受会很强烈。另一个感受则是,知识分子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,这两个空间呈现出了差异,这种差异不仅无法消弭,而且还在加剧,简直是一日千里,日复一日,如今竟比太平洋还要大,比塔克拉玛干沙漠还要大。所以,我的小说中曾用到一个说法:任何一只鸟都飞不出它的疆域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,我试图用小说的方式对这种状态下的知识分子的知与行、生与死做出某种描述。当然,从写作技术上说,任何一部小说,都需要把时间变成空间,否则故事难以展开。小说中的教堂,我当然去过多次,虽然我不信教,这一点也与民俗学家吴之刚教授相同。

广 奈:长篇小说《应物兄》您写了十三年,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,您有深陷于某个人物的身份而难以解脱的时刻吗?还是始终保持了一种冷静的客观?

李 洱:竟然写了十三年,这使我本人都感到了吃惊。这当中,很多朋友都认为,我可能写不完了,我自己也会这么想。确实,时常有一种无法解脱的感觉。不过,产生这种感觉,不是因为陷入某个人物的身份,而是苦于无法实现自己对写作的期待。人到中年之后,写作者会有一种梦想,就是趁自己脑力、体力还够用,在一篇小说中通过一个人的命运,来书写你对这个世界的整体性感受。在写作的过程中,我尽量保持冷静,但也时常灵魂出窍,情不能已。

广 奈:从《导师死了》到《应物兄》,在您的小说中,欲望在空间里肆意蔓延,这些知识分子所处的空间,如学校、医院等,其实与他们所表现出的欲望,有一种强烈的冲突。您是否认为,理解欲望是理解一个知识分子的途径呢?或者扩大一点说,理解一个人最根本的方式就是看他如何对待自身的欲望?

李 洱:是的,理解欲望是理解所有人的重要途径,不仅是知识分子。因为人是欲望的产物,欲望又使人类延续。但这个欲望,却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欲望。其实再细分一下,在小说中,更多的时候,与其说写的是欲望,不如说写的是愿望。欲望可以满足,愿望却不容易实现。欲望是原发的,是属己的,是排他的,是容易灌注的;愿望是次生的,是需要与他人共同分享的。当然这两者有交叉,有重叠。欲望之间有冲突,冲突在寻求和解;愿望之间有分歧,分歧在寻求弥合,但都难以遂愿。

广 奈:一直以来,我对长篇小说的写作都是望而却步的,因为觉得人生阅历没有达到一定程度,写出来的长篇小说会显得轻薄而可疑。在您看来,写作长篇小说是否真的需要“把所有菜准备好才下锅”,还是灵光闪现就开始写作,等待故事自然发生?

李 洱:里尔克说,诗歌处理的是经验问题,无关感情。这是里尔克诗学的核心观念。其实,小说尤其如此。浪漫主义运动之后,这就是个基本常识了。经验肯定与生活阅历有关,这也是很多人强调深入生活的一个理由。它很朴素,但确实有道理。不过,在我看来,深入生活固然重要,但更重要的是深入认识生活。这个“深入认识”,说白了就是意识到生活与文化、文明的关系。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,长篇小说可能需要更多地触及文化与文明问题,作者对人物命运的呈现,也因此呈现为人物与文化、文明的冲突或者和解。至于所谓灵感,它常常是在写作过程中闪现的,所以我认为,作者在写作之前,最好不要对此有依赖。

广 奈:人们常说“唯有风格永存”,对于今天的青年写作者而言,初写的小说,往往都是模仿名家的风格。我有一个疑惑,如何在模仿中寻找到自我的风格?您在写作中又是如何确立自我的风格的呢?

李 洱:一个成熟的作家,会有自己的修辞,我们会比较笼统地称之为个人风格。它是一个综合的结果,在写作中逐步形成。它来自阅历、经验、认识,也来自你所关注的题材本身,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个人才能。更重要的问题或许是,在写作的某个阶段,一个作家是否有可能形成另一种修辞,另一种风格。最终,这个问题可以表述为,你是否能发现自己,成为自己,尔后又成为另一个自己。

给广奈的一封信

广奈兄:

近好!

阅读《你说的爱与时间是什么?》,我仿佛重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坐在华东师大图书阅览室第N次翻阅博尔赫斯的小说。那时候,还没有几个人知道博尔赫斯。你知道,一个年轻人往往会对不可知的事物着迷。重要的是,他的那些幻想性作品,对于个人经验欠缺的年轻写作者,尤其具有激励作用。

布鲁姆的说法是对的,有别于契诃夫的写作,博尔赫斯对现代短篇小说的传统构成了挑战,而卡夫卡则是博尔赫斯的先驱。卡尔维诺呢?他隶属于卡夫卡与博尔赫斯建构起来的传统。直到今天,我对这个传统一直保持着敬意,这也正是我看到你在小说中提到贝莱尼切、欧菲米亚,便由衷地感到亲切的原因。我记得,它们都是卡尔维诺所写的“看不见的城市”。卡尔维诺对欧菲米亚商贸的描述,是为了探究一个问题,对于成为触手可及的“物”(商品),人们是否可以回想起它的来历,它如何是它,又如何不是它。这里潜藏着卡尔维诺反叛式的忧思,蕴含着对真相、真实的渴望。而贝莱尼切,则是不同的城市在不同的时间里的延续,如果你认为它是公正之城,那么你应该意识到,公正的种子里隐含着毒种,就像麦籽里混杂着稗籽。卡尔维诺认为,这样的城市将在未来永存。现在,你似乎在激情之中又带着犹疑不决,试图重新描绘这样的城市,并且试图把卡尔维诺的城市收入博尔赫斯的《沙之书》。看到你在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今天,秉烛夜行,雪夜访戴,我似乎理解了你在这组作品中用到的第一个定语:遥远而寂寞。

精确地、过于精确地描述一个幻想之城,只是为了让它变得更加抽象,让它成为一种隐喻。人与书的相遇,则不仅是抽象、隐喻意义上的。在阅读活动中,它本来就意味着人与世界的相遇。“世界”这个词,既是时间(世)概念,也是空间(界)概念,但绝大多数人都只是意识到,它指的是某个时间和某种空间。我注意到,你在小说中用到一个词:邂逅。这个说法显然是准确的。我也注意到,与安娜·卡列尼娜告别之后,你写道,没有名字的你,就是一座城市里的一粒沙。这应该是一声真实的感叹。我当然也有我的感叹:托尔斯泰笔下百转千回的人类生活,人性的、过于人性的生活,在这里只化为一句对话,一个细节。

你眼下进行的工作,或许用得上你在小说中提到的一个表述:修补词语。修补它依赖互文性,然后呈现幻想性;你用名词代替了动词,将动词中所蕴含的世俗经验束之高阁。我不知道,你对这种写作的兴趣,以及从中获得的“匿名的快感”,还会持续多久。我可以顺便提一下,我现在更感兴趣的作家,其实是契诃夫与博尔赫斯的混血,比如埃科和拉什迪。顺便再说一句,博尔赫斯身上其实也盘踞着契诃夫的幽灵,比如他的《南方》和《小径分叉的花园》。而卡尔维诺,虽然他从契诃夫走向了博尔赫斯,但他却坦率地承认,他爱契诃夫,正如他爱托尔斯泰、福楼拜和康拉德。正是这种爱,使他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卡尔维诺。正因为如此,我相信,曾经写出过契诃夫式的《蓝格子街》的广奈,喜欢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的广奈,也会成为现在的广奈。

李洱

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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